在考古界和建筑工程领域,洛阳铲的作用至今仍无可替代,做为文物勘探及建筑工程地基普探的主要工具,学会正确操作洛阳铲来辨别土质,是每一位相关工作从业者的基本功.

说起洛阳铲，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无不知之，可谓声名显赫。因为它原本是一种盗墓工具，后为考古界运用于考古探测，大获成功，遂堂而皇之成为最常见的一种考古探测工具，这一变化，颇具传奇色彩。除了考古界外，建筑界也大量使用洛阳铲来探测地基，用途甚广，算得上是中国人的一项重要发明。小小洛阳铲，起到如此重大作用，人们不由要追本溯源，探究它产生于何时。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洛阳铲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人名叫李鸭子者发明的。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完全正确，值得商讨。因为，这种功能的探筒出现可能很早，至少明代已有。

据说洛阳铲是洛阳马坡村村民李鸭子首创。距今七八十年前，李鸭子偶然发现一个搭棚子的人挖坑插棚杆时，用的是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铲子往地下用力一戳，提起就带出不少土来。他深受启发，回去就找铁匠打造了一把铲子，用于探墓，果然好用，洛阳铲便由此诞生。洛阳铲只所以叫铲，与其结构有很大关系，它实际上是一个被卷为半筒形的长柄铁铲。在打造时，也是先将铲头打为前宽后窄的铲形，然后再卷作筒状。普通普探用的“洛阳铲”，铲头为半筒状，筒形有一定的锥度，下大上小：铲口刃部呈半圆形，直径约4-6厘米左右，口部弧长，顶部弧短。这种铲后安装木柄，钻孔时，一铲下去，土即被挤夹于铲筒间，一般少者可以提出五六厘米长的一段泥土，多者可以带出十五厘米甚或更长的土段，但通常只有下部的土段能保持原地层结构。连续钻提，可打入地下二三米深，如果加长铲柄，或挂上长绳，可以钻得更深。这样，无须挖坑掘井，只要轻松打一小孔，通过地下带出的土样，便可识别土质，得知埋藏物之深浅，了解地下一定深度的地层结构与埋藏物。采用多孔探测，还可以控制大面积的地下情况。

常见的洛阳铲呈半圆筒形，长20至40厘米，直径4至20厘米，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十几米，通过对铲头带出的土质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墓坑等情况。洛阳铲的制作工序有20多道，最关键的是成型时打造弧度，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带不上土。

洛阳铲简便易携，结构简单，然而功用甚奇，故自其出现之后，即流传四方。1981年在安阳，李济与董作宾发掘殷墟时，曾使用洛阳铲探测。也有资料显示，卫聚贤在1928年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便运用于考古钻探。真正大规模在考古上运用洛阳铲，大约始于五十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共和国大批工业基础项目在中西部地区上马，考古工作量很大，但专业人手奇缺，于是，国家文物局会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2年和1954年先后在洛阳联合举办了两期全国考古钻探训练班。在训练班上便向学者专门介绍了“洛阳铲”的勘探方法，在全国考古界推广使用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勘探工具，并命名为“洛阳铲”。从此，“洛阳铲”在全国范围内叫开了，1955年新华社还发了一条《洛阳铲已被广泛采用》的消息。建国后为了安置在洛阳的７项“‘１５６’苏联支援工程，选在洛阳涧河以西开始大规模基建。在大建设之前，必须尽快地查清地下的情况，比如说地下的古墓，坑穴等等。当时工程要求比较紧急，而且苏联专家提出探墓布孔要在5公分之内。如何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士地上探清地下的地质状况，而且不能漏掉一个古墓？当时工程建设者们想到了洛阳铲。勘探者每人使用的是一根丈把长的小竹竿，底端有一个半圆形的小铁铲，再加上一段麻绳，它就可以向地下铲探十几米，甚至在需要时可以加长绳子铲探到20米以上。看似简单却很有技术含量，苏联专家看了以后大为赞赏。之后这种凹形探铲推广到全国，并很快传到东欧和亚非各国，洛阳铲从此驰名中外。1972年9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王仲殊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参加第一次伊利里亚人学术研究会议时,赠送给东道主的礼物就是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阳铲。洛阳铲在国际考古界的影响，由此越来越大洛阳铲在中国著名的殷墟、偃师商城等古城址的发掘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学会使用洛阳铲来辨别土质，更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

时至今日，虽然出现许多现代科学探测仪器，但并不能完全取代洛阳铲，洛阳铲依然应用不绝。明代出现的探锥在李鸭子造铲之前己经有人使用，李还不是最早发明这种铲的人。

我们知道，中国的金属铲出现很早，东周时期的一种“铲形空首布”钱币即为古铲的一种形式。但用平铲铲土，土易漏散，所以后代一些铲都将两侧微卷，形状类箕。铲边如起卷过大，则会出现夹土现象，而这一夹土功能，正是洛阳铲所必有的功能。据说，出现于洛阳的探墓工具，早先还有几种形式，如长条铣、瓦形铣、连箍铲等。这些特殊形状的铣铲，多是通过铲形的变化，使之具有不同的功能。所以，铲的夹土功能大约很早即为人发现。那么李鸭子之前，更早时期有没有类似的工具？文献记载中与洛阳铲相类者有“铁锥”。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说：“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王在《明史》有传，为万历时人，官至给事中。王所记这种铁锥虽能入土，且深探进入墓中，但只说盗墓者嗅其土气，不知是否能带土。这种铁锥，也有可能是一种探条。所以，这则记载尚不能证明当时己经出现探铲。但另一则记载，则完全证实明代出现了探铲。明代著名的水利专家潘季训，著有《河防一览》之书，书中卷四《修守事宜》中说到筑堤之后的验堤之法曰：“验堤之法，以铁锥筒探之，或间一掘试。”这里提到的工具名为“铁锥筒”，并没有详记探铲的形状，但从其名称与作用上，可以对其分析。该工具质地为铁，其形即曰“锥筒”，必然为筒状，形状应当与今日所见洛阳铲相去无几。锥是起下扎作用，制成筒形，则是起套土作用。这条记载，说明中国的洛阳铲一类的探铲，早在明代已经出现，且应用于检验大堤夯筑质量了。据潘氏所记，当时筑土，要求每五寸夯一层。构筑河堤，一次少则数层，多则厚达数丈，许多人为了偷工减料，取巧作弊，往往表层运用好土，下层用劣土，表层实夯，深层虚夯，造成大堤表面符合质量，内存工程隐患。所以，必须深入检查，方知筑土是否合格。验收时，表层一般都合乎要求，重点检验者，应当是深层的夯土，故除用“铁锥筒”探查外，有时还要“掘试”。今一铲之深，不过古五寸，所以，很有可能，明代的“铁锥筒”已经能倒土，并可连续下探，达到一定的深度。这样，方能测验表层夯土之下及更深处的土质与硬度。这种不掘土破堤只钻孔取样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工程检验方法的创造。这种工具，明代之后，依然沿用，至少还在河工中用于验堤。因为潘氏之后，清人又引用了其文：“验堤之法，用铁锥筒探之，或间一掘试。”潘氏在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7年）即开始治河，对于各种水利器具有深入的了解。王士性主要活动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在潘季训治河时，曾建言治河之策，他对于这些水工器具，应当也有认识。

《明史·河渠志》中有大规模钻探探查地层之记载：“万历三年，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言：‘伽河之议，尝建而中止，谓有三难。而臣遣锥手、步弓、水平、画匠，于三难处核勘。起自上泉河口，开向东南，则起处低洼，下流趋高之难可避也。南经性义村东，则葛墟岭高坚之难可避也。从陡沟河经郭村西之平坦，则良城侯家湾之伏石可避也。至伽口上下，河渠深浅不一，湖塘联络相因，间有砂硒，无碍挑挖。大较上起泉河口，水所从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从出也。自西北至东南，长五百三十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头活水，脉络贯通，此天之所以资潜也。’”

明代这次水利勘察工程，是一次对长达五百三十里渠线大规模的水文与地质考察。有测量地形高下的水平匠人，测量平面的步弓匠人，测量绘图的画匠，另外，还有“锥手”，“锥手”应当是钻探工匠。经过勘察，知沿线地下“间有砂疆，无碍挑挖。”也知良城侯家湾地下有“伏石”。地层中的砂层与疆石层，多不在地表，伏石更是覆盖于表层土之下，这些地下的资料，必为锥手所探结果。可见，明时已经有了专门从事钻探地层的锥手，钻探地层从此成为一种职业。同时，明南京工部还进行过另一次水利工程地质探测。“万历三年，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侍郎徐拭复议海运，言：‘难海运者以放洋之险，覆溺之患。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胶州以北，杨家圈以南，浚地百里，无高山长坂之隔，杨家圈北悉通海潮矣。综而计之，开创者什五，通浚者什三，量浚者什二。以锥探之，上下皆无石，可开无疑。’”这次勘察，为了解设计开挖运河处沿线地质，在二分之一地段用“锥”探测后，得知其下都无石头。我们知道，挑挖河渠，必有一定的深度，这种探锥，决不是浅入可用的。

这两次大规模地质勘察，都在潘季训治河时期，也都处在黄河下游一带，对于当时各种水工工具，特别是探测工具，专业锥手们必然十分熟悉，那么，他们所用之锥，也可能有“铁锥筒”。

明代的潘季训记载的许多水利技术与相应工具，都是历代相沿，并没有说明这种铁锥筒是当时发明的。这种做法，如同其后清人引用其文：“验堤之法，用铁锥筒探之，或间一掘试。”也不说其渊源。所以，铁锥筒的产生，或许更在明代的潘氏之前。

更早的宋代检验筑土亦用“大锥”。《宋史·谢德权传》：“又命提总京城四排岸，领护汁河兼督荤运。前是，岁役浚河夫三十万，而主者因循，提防不固，但挑沙拥岸址，或河流汛滥，即中流复填淤矣。德权须以沙尽至土为垠，弃沙堤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为大锥以试筑堤之虚实，或引锥可入者，即坐所辖官吏，多被谴免者。”这种检验夯土质量的“大锥”是不是筒状，能不能带土，从记载中难以断定，但以铁锥验土却是早有传承。

用铁锥验土，还有比宋更早的记载。《北史·赫连屈丐传》说赫连勃勃“蒸土以筑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以锥刺地而探地下情况的历史或许能早到距今二千多年前的战国秦汉。《史记·货殖列传》说：燕赵间“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剿，休则掘家作巧奸冶。”文末又曰：“其在间巷少年，攻剿椎埋，劫人作奸，掘家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其实皆为财用耳。”都提到有人掘冢，也说“椎”剿。《汉书》中记有“王温舒者，阳陵人也。少时椎埋为奸。”徐广解释“椎埋”曰：“椎杀人而埋之。或谓发冢。”所以，“椎埋”也可以理解为用椎探寻地下的埋藏物，也就是通过探测而盗墓。当然，此类探地铁锥也可能为探条，而非探铲。

我们己经注意到，明代的土层探工叫做“锥手”。锥可以当名词用，“以锥探之”就是指这种探测器具名叫锥。锥也可以当动词用，就是下扎或刺击的动作。中国古代作为器具的锥大约有三种，一种是尖锥，即“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之锥。一种是纯形的锥，如“厚筑其外，隐以金椎”之金椎。还有即是前面提到的主要用于探测的筒形之锥，或可名之为探锥。对于更早的宋代与大夏所用之锥，无法得知其形，但它们都是用来检验夯土，当是一种专门的工具，不能排除也是筒形锥的可能。

 探铲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洛阳铲产生之前，中国古代早己出现类似的工具，用以加工其它材料。此类工具，有加工木材的圆口凿、弧口凿或加工金属的圆形或弧形数子，以及加工皮革如皮影上圆孔的冲子等工具。此外，还有民间凿外圆内方纸钱所用的铁冲子，也具有此种结构特点。

中国古代的木工工具，有平口凿与圆口凿，分别用以凿方孔或圆孔。江西吴城文化发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经有了圆口与弧口青铜凿。战国人宋玉《九辩》中说到：“圆凿而方纳兮”；古代也有“方纳圆凿”的成语，都是指圆孔中不能安装方形的柄。西安浦河发现的汉代木框架上也发现大量规范的圆形木销孔，这些孔只有圆口或弧口凿才能加工出来。古代金银器加工有一种鉴凿工艺，在金属上进行数凿刻花。如唐代金银器有许多小圆圈或弧形的图案，这些图案，都是运用的专门工具进行加工，用圆口或弧口小凿数出，运用圆鉴，可以一下就鉴出一个圆形的印痕。这些图案的存在，都证明当时已经有了圆口与弧口的小凿。

圆口凿是一种圆环形刃口，而弧形凿则是圆弧形刃口，这两种凿口的结构，都与探铲形式相近，特别是深弧口凿，结构与探铲几乎一致，加上其后装的木柄，可以说就是探铲的小样。圆形或弧形冲凿，不但产生时代很早，而且长期在历史上沿用。从结构特点上说，这类工具，刺向土中，基本都可能带上土来。古人在不经意中用木工弧口凿扎入土中，很容易发现带土的功能，这些，都会给探铲的产生予以启发。

古代弧口鉴凿的加工，可能多数都不是用钻孔法制造的，而是先制出铲形，再用铲形锤打弯曲出来的，这些，也会对探铲的制造产生影响。如果认识到这一情况，我们就可以发现，洛阳铲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一种已有工具的尺度变化和用途的扩展，它只是将前人己经发明的弧口凿类工具用于探墓，将凿木为孔变为刺土成孔而已。所以，古文献所说盗墓的“锥”，以及用来难验证筑土质量的“铁锥”也有可能是此类工具。

至此，我们可以说，至少明代嘉靖年间，筒形的探铲已经产生，成为普通的检验筑土工具。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专职的探工，并可能用此种铁锥进行大规模的地层探测。同一时期，洛阳周围的盗墓者可能也会利用的这种筒形锥，进行盗墓活动。最后，至近代经李鸭子改进定形，流行四方，成为洛阳铲。

将李鸭子定为洛阳铲的发明者，颇类于历史上的蒙恬造笔，蔡侯制纸。蒙恬之前，世早已有笔；蔡伦之先，亦已发现有纸，然而使笔的制造比前代更精，纸的制造行用比先世更广，则得力于二人对纸笔的改进之功。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有其一定的前期知识积累和社会基础。等到出现能工巧匠，大智慧者，这些人善于总结前人得失，善于借鉴引用，进而推陈出新，完善工艺，定型器具，终于成为发明创造，并得到推广运用。这位集大成者，也往往被奉为首创发明人。

洛阳李鸭子是探铲的改进者，并将探铲发展为盗墓的得力工具，遂使后人将此铲冠以洛阳铲之名。因此，要说探铲的产生，运用探铲进行地下探测，远在明代甚或明代之前己经出现，并流传于后，民间传说中李鸭子所见而受启发者即是。而定型于今日的标准铲形，得名为洛阳铲者，其发明人大概非李鸭子莫属。这种铲子只有洛阳几家手工艺作坊生产，而且至今只能手工制造。目前，洛阳铲已不再是考古界的专有工具，在建筑、公路、铁路、矿山等领域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地基灌桩和地质勘探地基普探等方面，洛阳铲已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如今，大名鼎鼎的洛阳铲已经成为一种特别的工艺品，在河南洛阳地区被视为城市名片，作为颇具当地旅游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在店铺及街头售卖。同时洛阳铲正在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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